臣闻舜难任人，而蛮夷率服；《诗》称「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」；《易》曰「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」，有以见小人用之则交乱邦国，远之则能服蛮夷，皆前世之明效，而圣人之深诫也。伏见近日因陛下求治之切，延访之勤，时有小人之言，上惑圣聪，闻之似若可采，行之必累至明。盖其天性憸邪，智识浅狭，效小忠而忘大体，贪近利而昧远图，急于营身，不思害国，皆以己之所好，便为致主之谋。行于其身，尚为众人所恶；采而治国，岂能有补大猷？如昨来薛向等起横山之谋，西陲至今受弊；及河北王临好奏边事，亦多细琐不实。自谓朝廷委信帅臣，难为节制，并诸路走马承受，亦有不遵条约，轻妄奏论，摇动边臣，过当生事。朝廷每有升黜，适足助其威势，若不早加禁约，实恐深蠹纪纲。伏望陛下法宣尼「远佞」之言，体虞舜「疾谗」之道，凡是憸人近习，其言不可轻信。伏乞宣谕二府，如有妄奏边事，及曾引惹生事之人，不得令在边任，候有急难，方得用之。及委转运使、提点刑狱等，体量诸路走马承受，不得于元降条约外，妄陈边事，及言人长短。其所奏文字，亦乞降枢密院公行。如此，则小人道消，太平可致。

年月日，具位范某遣指挥傅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魏国韩公之灵。唯公道足以穷圣人之奥，故关盛衰而不倚；德足以宪万邦之重，故践文武而并济。弼亮三朝之盛，扶登二圣之隆。朝廷治忽，伊尹所以自任；邦国若否，山甫所以仪图。翊成隆平，坐致熙洽。哲谋肃乂，宜神理之助顺；昌炽寿臧，固舆心之善颂。天不慭遗，人将安仰？薨谢之讣，上深恻于宸衷；褒赠之章，诏益进于宠数。名固耀于青史，祀已跻于大烝。哀荣所加，夷夏增欷。唯斯边氓，早沐恩化。爰从庆历西讨，科役繁兴。绥辑疲羸，繄公是赖。继辍枢筦之责，复将西抚之命。厥后横山用武，狂寇窃发。公持四道之柄，密授神算；镇以山岳之重，迄臻安静。则唯兹土，受赐为尤。凶问之来，孰不挥涕？某久被钧播，方兹官守。谨同吏民之情，远致薄奠。报德匪称，致哀无穷。唯公英灵，鉴此诚意。尚飨！

太祖欲亲征河东，范鲁公力疾建言，愿陛下以生灵为念，所贵资洪福，益圣寿。神宗欲用兵西北，苏文忠贻书执政，使吾君子孙蕃多，长有天下。人臣归美报上，极安静和平之福。至于寿考万年，子孙千亿，非与国共休戚，念不到此也。然鲁公时居上相，朝夕纳诲，乃其职业。文忠立朝未大用，以诬奏请外补，稍迁而守徐，得政平讼理，即不废事。职不可以谏，又委曲为人言之，忠肝义胆，不置国事于度外可见矣。按薛向首横山之议，实在治平。异时熙宁诸公堡抚宁城，娄降裕罗格勒，破蒙罗觉，掩河湟而有之，皆在其后。当入对受密赐，文、韩、司马诸公相先后，薄其为人，至或以憸巧目之。其复用，未秉政，守正诸君子固已深疑之矣。文忠代张文定草疏，已斥其事。今自定州赐对，复以论兵入枢筦，本末备见，宜文忠所深忧也。文忠之言既有以感动其善心，卒之秉政三年间，讳言西北兵事，谓之闻义能徙，容有此理。于时言官劾奏，所谓反覆无大臣体，当不止蓄马一事，然已误国家，困生灵矣。士大夫以迎合见用，既富且贵，乃欲收拾士誉，不复认前说自己出，终不可掩。故因考本末，而有感焉。嘉定己巳下元日，东汇泽曹某敬书。

国之修短当观其治体，治乱当观其制度，强弱当观其国势。殷周治安皆千岁，而汉唐享国不及三四百年者，治体之有纯驳也。汉四百年治多而乱少，唐三百年乱多而治少者，制度之有疏密也。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，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，国势之有强弱也。盖我朝有唐虞三代之治体制度，而无汉唐之国势。自昔惟患人主之不讲学也，而我朝列圣则无一日而不学。自昔惟患人主之不好言也，而我朝臣子则无一人之不可谏。自汉五日一朝长乐宫，祖宗以来母后皆朝夕见，则有事亲之法。汉朝女主临朝，姻党专擅，我朝高、曹、向、孟之贤，皆为社稷计，则有齐家之法。母后之族不预政，则有待外戚之法。宫殿无华侈之饰，则有尚俭之法。宫中宴居冠服必以礼，则有尚礼之法。臣下有黜无诛，则有宽仁之法。此治体之所以多纯而少驳，制度之所以似疏而实密，盖其根本之地有可言者。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，则有由矣。盖我朝北不得幽冀，则河北不可都。西不得灵夏，则关中不可都。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，恃兵以为强，通漕以为利，此国势之弱一也。诸镇皆束手请命，归老宿卫，一兵之籍，一财之源，一地之守，皆人主自为之。郡县太轻而委琐不足恃，兵财尽关于上而迟重不易举，此国势之弱二也。以科举程度而取士，以铨选资格而任官。将帅知畏法而已，不敢法外以立功。士大夫知守法而已，不敢法外以荐士。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，群疑满腹，众难塞胸，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，而以文墨为法，以议论为政，又本朝规模所独病，此国势之弱三也。故其始也虽足以戢天下之异志，终也不足以弭外国嫚侮之骄心。譬之长江大河，无鼋鼍蛟龙奋翅鼓鬣以激其冲突溃荡之势，帖然安静之久，人亦得狎而玩之。五尺之童且操舟其上矣，然太祖规模宏远，谋虑周防，虽都四平无险之地，而欲都西京，欲都长安，置内库以赎山后之地，积缣帛以靖边塞之烽，其志未尝忘也。虽收诸道藩镇之权，而久任边将，付以重柄。以郭进守西山二十年，而西戎不敢犯；以董遵诲守北边十馀年，而北狄不敢侮，又未尝不重藩镇也。于文法之中未尝抑天下之富商大贾，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杰，是盖有以助我立国之势，转移阖辟之机，又非常法之所能拟议者。自太祖以来，外权愈困，内法愈密，以阵法图授诸将，而边庭亦如内地。支郡各自达于京师，而列郡无复重镇。加以河东之后，王师已罢，故虽以曹彬名将，而亦不能收一战之功。自是而后，偃兵息民，天下稍知有太平之乐，喜无事而畏生事，求无过而不求有功。而又文之以儒术，辅之以正论，人心日柔，人气日惰，人才日弱，举为懦弛之行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。故虽以景德亲政之后，天下以为美谈，而不能不纳赂以为盟。虽以仁宗庆历之治，至今景仰以为甚盛，而不能不屈己以讲好。然景德之约盟，非寇准之志也。契丹之增币，非富弼之志也。元昊之增岁赐，亦非韩、范之本心也。观寇准数年后戎复生心之言，至庆历而始验。观弼请备河北，琦请都洛阳，仲淹请修京城之计，至靖康而皆验。诸公方慨然为社稷远虑，更理弊政，而不一二年间，其身已不能安于朝廷之上矣。呜呼，使雍熙无轻动之举，则中国有可畏之形，而景德之师必不敢寇于河北。使寇准得尽谋于景德，则外国必有称藩之礼，尚敢议关南之地乎！使韩、富、范之计得尽行于庆历，则中国必无增币之耻，而宣和间必不召女真以雪愤矣。至此而后，知太祖之为虑，其深且远哉！虽然，庆历以前此一时也，熙宁以后又一时也。庆历以前在外之国势似弱，而在内之国势实强。熙宁以后在外之国势似强，而在内之国势已弱。盖安石不能改弱势而为强势，乃欲因弱势而为强势。观其上书于嘉祐之末，谓本朝不任人而任法是矣。然安石之法其果与贤人君子共事乎？谓今之教士，大抵诵说课试是矣。其新经、《字说》其果能出于文墨之外乎？其入对于熙宁之初，谓本朝徇有司之细故，而安石所为愈烦碎而不足言矣。谓君子小人正论邪说之杂用，而安石所为则纯用小人邪说矣。谓理财大抵无法，而安石所理之财愈竭下以事上矣。故凡青苗、凡保甲、凡兵财之政，使本末俱弱而已。方且外张国势，启衅于交趾，兴兵于熙河，拓境于海山，竭中国有用之物以事空虚无用之地。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，未敢言兴利也。迨青苗既行，始兴利矣。然种谔绥州之议，安石犹未主之也。韩绛庆州之役，安石犹以为未习边事也。迨熙宁四年以后，始主王韶、章子厚、沈起之说矣。安石变法之罪小，而兴利之罪大。兴利之情犹可恕，而开边之罪为可诛矣。何者？元丰小人不过图禄位耳，及其患失，则兵困于灵武。绍圣小人不过反元祐耳，及其得志，则兵兴于隍鄯。蔡京始谋亦不过钳制上下耳，及其求悦，则荐童贯以帅西师。王黼始谋又不过倾蔡京尔，及其势利相轧，则必复燕蓟以邀功名。是皆安石有以启之也。吁，靖边塞之烽，图山后之郡，此艺祖皇帝之宏规也，而熙宁用之则疏。取熙河横山，剪西人手足，此韩、范之本谋也，而元丰、绍圣、宣和用之则舛。盖祖宗之国势外形虽羸弱，而元气强壮于内，则外邪有所不能动。熙宁以后之国势，枝叶虽茂盛，而本根槁瘁矣。谋国者当以是参之。或曰：子之三篇皆不满于熙宁，毋乃已甚之论乎？曰：古今治乱之机皆决于君子小人之进退。熙宁以前非尽无小人也，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为甚多，故维持治体，遵守制度，振起国势。自建隆一阳之复，积而至于庆历，则为三阳之泰矣。熙宁以后非尽无君子也，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来而未艾，故治体以坏，制度以变，国势以衰。自熙宁一阴之遇，极而至于宣和，则为三阴之否矣。此愚因论本朝之事，尤于君子小人进退之际而有感焉。

康氏世为开封祥符人，公讳翼，字南仲。性孝谨，通练时务，能谈当时事，冗穴弊源，皆有本末。故入仕以来，所至有声。初以荫补太庙斋郎，授将仕郎、卫州新乡县尉，当涂交荐，升从事郎。又升儒林郎，监定州北岳庙，改宣德郎，监在京广衍仓。为博州司录，知兴仁府南华县，监左右骐骥院草场。靖康改元，转朝散郎，赐绯衣银鱼。除开封府户曹，将擢用矣。是岁金虏再犯东京，公携家自围城中出，望江淮南走，冒百死求一活而不自保也。会张丞相召入，相遇，入建康论时事，知其材可用，既拜相，除公知德庆府。德庆所隶止两邑，赋入无赢馀，改升藩府之后，前政辄会肇庆例，百色皆增于他州，至是财用顿窘。公究其弊，曰：「元不曾申明朝省，一切当如旧，月给减省，宜自太守始」。由是财用仅足，而官吏请给亦不阙，人皆难之。剧贼猝起湖湘，扰二广，将犯德庆，去城十馀里列寨，城中出，咸请避贼，公曰：「我非不知驱羸卒守不可恃之城，以当仓惶蜂起之贼，胜负未可必。但守吾城，不可以去」。乃率州兵保甲登城，列旗帜以候。贼闻鼓声，谓城中有备，一夕引去。州人德之，绘公像于家，示不忘也。自德庆罢归，年未六十，不复仕宦，卜筑庐陵。閒居二十六年，以某年某月某日无疾危坐而化，享年八十有二。官至右奉直大夫、文安县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，赐紫金鱼袋。公曾祖讳九龄，故东头供奉官；祖讳浃，故赠通直郎；父继隆，故朝议大夫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母赵氏，累封安康郡太夫人。公娶胡氏，次董氏，次谢氏，次严氏，次董氏，皆封宜人，先公而卒。男三人：长曰行简，早卒；曰光禄，右迪功郎、连州司法参军，知书能文，卒于官舍；次曰照祖，前潭州善化县主簿。女二人：长适进士李元卿，先卒；次适进士曾畇。孙三人：宁之、庆之，皆将仕郎；永之，以公致仕恩泽奏未下。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庐陵县儒行乡青湖山之原。右奉直大夫谢公铎与公同辛苦渡江，知公为最详，以状来求铭。序而铭之曰：

公材足以经世，未始出而自媒。守孤城于海峤，当凶寇之猝来，驱羸卒以捍敌，志临危而不回。贼亦引退，城亦不颓。迨今无有知公者。余谓世之君子，非特不能知，知亦不能用，用亦不能尽其材。作此铭诗，以写其哀。

熙宁七年冬十二月朔，唐安新堰成，广民利也。岷山之旁，三水合而北注，至郡之东隅与大江会，湍悍湓激，又溃而五，霖潦间作，横山散漫。高则没丘垄，下则漂田庐，止者患溺，行者苦泞。江之故道，日漏且涸，弃失馀润，不能浸远，末壖之稼，屡植尽槁，盖八九年矣。渠江黎希声既守郡，深恤隐弊，加意于此，思有所以捍防之。欲责于兵以致力，则无羡卒；欲出于廪以充食，则无馀粮；欲重困元元以起大役，则素所不忍。时旱甚谷贵，流徙满道，皆仰给于公养，而壮者仅三千人，晨夕饱饫，可任以事。会新津老人陈汝玉亦状本末以献，乃按度冲会，布为巨楗，制导异派，归之旧踪，循源而下，大患自弭。始秋八月，至是有成，凡溉田三万九千亩，濒侧之民，安而粒者无虑五千家，其为利亦博矣。诚能讲葺以时，久且完固，虽或亢沴，岁望庶几不失也。予尝究利害废兴之说，盖生民幸不幸系焉，君子必审而后动。大率因物之自然，徇人之所欲，不矜妄智，不计近功，则事之有作简以济，民之受惠远以深。若乃自用而凿，智巧饰伪，背天理，反物性，茍期成效，以要利取宠于一时，而不虑吾民之困戚者，彼安足与论利害耶！西南虽号沃壤，然赋敛百出于农，耕夫日夜劬劳，而三时有馁色，百亩之家，占名上籍，而歉岁或不免饥。惟是沟畎渠防之务，于政最切，上之人茍置不议，非所以抚惠赤子也。希声儒者，通经术，以忠厚治，常先民急，故所施如此。昔汉循吏皆以乐易德爱为之本，济时及物，凛然足称，若召翁卿之于南阳、王仲通之于芍陂，前史嘉其风迹，著范来世，则唐安新堰者可略而不述哉？八年四月五日。

淳熙六年夏五月庚申，寇李接起陆川，聚徒数百。癸卯劫调马场，攻那南寨，杀都巡检使，党与日炽，且万人，僭窃名号，部分伪将相。警报至郁林，官兵往讨，不敌而遁。太守以城不可守，先事退避。壬申贼袭博白，继陷郁林。甲申帅司水军自雷州至，贼踰城走。乙酉贼众长驱趋容州，又趋化州，两郡城壁坚，攻不能克。羽书上闻，天子亟命帅臣节制调发军马，贼始分党队，散保山险。秋七月辛巳，节制驻师郁林。九月壬申，李接始就缚。冬十月己酉朔班师，计六阅月矣。明年，天子命朝散郎施公埤分铜虎符，来守是邦，慰安斯民。其时馀孽尚出没山谷闾里之间，烟火萧然，田畴荒芜，庾无见粮，百事窘匮。公延见父老，宣德布政，告谕远迩，捕逆俦，宥胁从。未踰月，卖剑买牛，咸就畎亩，民是用安。惟郁林自至道二年徙治南流，创建城壁，迨今百八十馀年，墉堞颓陷，壕堑堙塞，岁一缮修，不过增卑培薄而已。公鉴往事，具封事闻于朝，特诏帅臣计其用度以施行之。公不以既请于上而自怠其事，绝游宴厨传虚浮之费，计材鸠工，辇石运甓，浚深增高，悉倍于前。城周二里八十步，高一丈九尺，为屋三百二十七间，敌楼四，偕谯门之楼而一新之，与夫城守之备、应敌之具皆为创治。外城阔远，上缺下陷，亦加缮理，且增筑瓮城而新其六门焉。自十月丁未始事，十二月甲子落成，军事推官符昌言、兵马监押赵节实督其役，受成于公，经理劝督，不愆于素，故能费约而功倍，易坏而为成，自非意虑之深、规模之远，何以有济？夫郁林为州，由岭以南亦一都会，南连雷化，至于琼管，西接廉钦，达于横山，为海道之蔽翼，桂林之藩篱也。地平广而无险，水迂回而不深，魏文侯所谓美哉山河之固者咸兼焉。以盐利所在，舟车之会，巨商富贾于此聚居，所赖以固者城池而已。今郡城既壮，楼橹既设，器械既具，虽异时万有一焉盗弄库兵于潢池之中如寇者，殆将歛衽退避之不暇，又岂敢为窥闯之谋！昔忠献韩魏公知秦州也，夏人钞边，遂增广州城，厉兵以待，贼讫公去不敢窥秦之塞。正献吕申公知定州也，地接契丹，尝有边患。其初州城兴筑且四年，仅成一面。公曰定河之喉襟也，城役其可缓乎？竭力经营，不期年而成。今郁林遭贼接之所蹂，与秦之夏人、定之契丹为边患者何异？公之备禦不失其宜，亦二公之用心也，故郁林士夫皆欲刻之坚珉。景先敬叙本末，使百世之下尚有考焉。公毗陵人，厚宗其字也。

臣闻帝王之道，唯信为大。仲尼以为兵食可去，信不可去。晋文霸国之君尔，犹曰：「得原失信，何以庇民」？今为国家患，唯西北二虏。然而数十年无烽燧之警，生民不识战斗之苦者，岂专仗金帛而然乎？亦恃乎信誓之言而已矣。比者西戎新纳信欸，切闻高遵裕诈传圣旨，与种谔等纳西夏叛人首领近三十人，仍深入虏界地名绥州筑城以居之。臣切谓朝廷若遂从其计，则失信于戎狄，生起边事无穷极矣。为今计者，莫若贬谪其矫制擅兴之罪，以正典刑，仍差使告谕西夏，示非朝廷之命。如此，则大信不失，兴功生事之徒少有惩矣。臣又闻西戎有僭逆之状，已五七年，擅置官司，辄更年号，而但倔强于巢穴中，终不敢显然出兵为边鄙之患者，何哉？彼虽戎狄，亦不敢无名而举矣。今既纳其逃叛者，则彼之作过有名矣。以中国而失信于外夷。一不可也。既失信于西，则北戎亦从而疑信誓之不实，是一举而两失之。二不可也。兴师有曲直，直者奋而曲者怠，《左传》所称「我怠彼奋」是也。今若生起边患，则差往战斗者，必曰：「彼邀功生事，高遵裕、种谔实当其名，而被坚执锐出生入死则使吾徒为之」，有不伏之心而生懈怠焉，则难以必胜。三不可也。有此三不可之大患，则朝廷何恤于二子而不惜于边鄙大患乎？方今公私帑藏近已空竭，粮运不继，当取于民，民将不堪，则患起于内矣。臣切料扶其议者必曰：「若贬二子，归其逃者，则西虏亦未必息兵，不若因而成功」。臣切谓朝廷自不失信，而虏作过则直在我矣，我直彼曲，虽兴军扰民，军民何辞以怨乎？外人议者咸曰兹事盖起于薛向盐马之法，行之六七年，今将弊矣。薛向欲求脱去，而使他人乘其弊，故与杨定、高遵裕、种谔等建为此谋，欲求边任而罢转运使之职，致陜西之民从夏秋以来倡言，朝廷欲收复横山而不恤陜西之民，甚有怨咨。近外人又传惑陛下之听于外者，杨定也。惑陛下之听于内者，王中正也。致陛下锐于横山之议者，职斯二人。臣虽愚昧，岂不知此事之非实。但愿陛下早赐指挥，则外人浮议自弭矣。臣忝谏职，敢不尽言？

谔无名兴举，死有馀责。若将改而还之，彼能听顺而亡绝约之心乎？不若谕谅祚以虏众饿莩，投死中国，边臣虽擅纳，实无所利，特以质往年俘我苏立、景询辈尔。可遣询等来，与降羌交归，各遵纪律，而疆埸宁矣。如其蔽匿，则我留横山之民，未为失也（《东都事略》卷九一。又见《宋史》卷三三二《赵卨传》，嘉庆《邛州志》卷三四。）。

俘我苏立：原无，据《宋史》补。

贼顷犯边，秉常子母无所利，特洪、宥州酋结明爱、旺莽额倡之，未能肆其恶而人畜疲敝，朝廷又绝岁赐，势力贫蹙，上下携贰。向以梁伊特迈计，絷送韩道喜，于是旺氏与梁氏交怨，正恐伊特迈谋中明爱。请令边吏谕他，如能禽致旺莽额、结明爱及同谋首领来者，朝廷赐予无所吝。如此，则彼腹心暌离，虽有狡计，当不得发。若此二人至，厚宠之以示馀酋，宜各解体，因而招横山之众，不战而屈人兵也。